赫鲁晓夫:彭真同志,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北京
1960年,赫鲁晓夫在中印问题上刻意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走了所有在华专家,终止了一起援建项目的合同。
赫鲁晓夫这种背信弃义,毫无诚信可言的行为不仅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就连很多苏联的高层领导人都认为赫鲁晓夫此事做得太过头了。
得知此事后,毛主席虽然对苏联的做法非常反感,但他克制了自己的情绪,在文件上轻蔑地批示道:“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不是吗?”
8月上旬,胡志明在北戴河面见了毛主席等人,他说自己是来劝和的:“你们(中国和苏联)一个是大哥哥,一个是大姐姐,你们闹矛盾,让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办?”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可以和美国、英国、法国合作,可以和印度、印尼合作,甚至可以和南斯拉夫合作,唯独不能和中国合作,说明因为意见不同。那么也就是说,他的意见和美、英、法以及同印度相同了?对中国撤回专家,不给机器,对印度则派专家,给机器……也好,中国没有专家,人会死光?我就不信!”
尽管赫鲁晓夫背信弃义,但中央还是认为这只是苏联少数人的看法,并没有因此改变对苏联的总体看法和友好态度。
9月25日,澳共代表团在和毛主席的谈话中为中国愤愤不平,表示:“苏联向社会主义中国施加经济压力,做得比美国还坏!”
毛主席回答:“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但我们认为苏联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年11月,是十月革命43周年的纪念日,中央下令在北京等各大城市放映了歌颂中苏友谊的影片《永恒的友谊》。
同样是11月,中央依旧决定让少奇同志率领莫斯科代表团去苏联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为了回应中国的友好态度,少奇同志到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亲自来到机场迎接。大会召开前夕,米高扬、科兹洛夫等人又专门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赫鲁晓夫也是强调团结的,不想挑起争论。米高扬还许诺说:“开完这次会议,我们马上就会与中国同志讨论苏中贸易、援助及专家等问题,继续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
但是,观念之争并未因此改变。在11月10日的开幕式上,赫鲁晓夫发言时,依旧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迫使我方代表团不得不按照原计划进行发言。双方又是一番争论。
1960年,彭真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出席会议,途中经过苏联时,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长谈,希望能设法说清双方的分歧,但这次谈话并未使双方变得亲近,反而增加了隔阂。
赫鲁晓夫利用主场优势,对彭真发起了攻击,对中国的政策提出了全盘的批评,他甚至刻薄地说:“彭真同志,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北京,供你们欣赏。”
在1961年,中苏双方都为缓和两国的关系作出了努力,苏联恢复了一部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的援助,并提出愿意转让米格21的技术给中国,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先给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等。毛主席曾说:“既然(他们)已经回头讲友谊,我们也要有一些措施。”
但是好景不长,这一年苏联宣布和阿尔巴尼亚断交,又在苏共22大上再度批判起了斯大林,还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迁出,将斯大林时期的重要领导莫洛托夫开除了党籍。
当时周总理率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于苏方这一系列过激的决定,他难以认同,在请示中央后,他对此作出了强硬的反应,还亲自率领代表团去斯大林墓献了花圈。周总理回国时,毛主席率领少奇、小平、朱老总的最高领导全体到北京机场迎接,表明我方对周总理行动的支持。
矛盾的顶点:珍宝岛战役和铁列提克事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4年,中苏双方为了解决两国边界的问题举行了谈判会议。
此前,赫鲁晓夫又搞幺蛾子,向各国首脑散发公开信,表面是呼吁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实际上是不点评地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
难道苏联就真的爱好和平吗?64年7月10日,毛主席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人时一语道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千岛群岛、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德国、波兰、芬兰的一部分……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想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苏联的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已经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
由于双方关系僵持,这次边界谈判成果寥寥,其中纠纷最大的地区是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近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也就是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
1968年1月,苏军出动装甲车上岛,4名正常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被撞死、压死。
1968年8月,苏联刚带头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12月底,他们又出动了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69年1月,珍宝岛风波再起,28名中方人员被打伤,武器被抢。此后这样的大小风波又发生了5次。
这年3月2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珍宝岛自卫还击战爆发了。
此战中,中国军队只有步兵和少量炮兵、工兵,在没有坦克、装甲车和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凭借着勇敢牺牲的精神,打了9个小时,击退了敌人的三次冲锋。
消息传出后,在不到10天的时间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共有1.5亿人、4亿人次以上走上街头,向苏联游行示威。
苏军在珍宝岛吃亏后,面子非常下不来。根据苏联解密档案显示,苏军边防总队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曾于凌晨派遣部队悄悄登岛,想要打我方巡逻队一个措手不及。但上午的战斗打响后,苏军惊讶地发现,我们潜伏地比他们还早,准备地比他们更充分。
列昂诺夫紧急向司令部请求援兵,结果电报层层上传,报到莫斯科时已经晚了,更加上苏联的国防部部长此时人在印度,勃列日涅夫刚刚登上去往匈牙利的火车,一时间竟然没有人能拍板调兵。
到了中午,他们好不容易联系到了勃列日涅夫,得到了增援的指示,但等援兵出动,战斗早已结束,列昂诺夫也在这次战役中被打死了。
珍宝岛战役在苏联引发了很大的震动,“主战派”的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扬言,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甚至说要使用百万吨级的“巨型炸弹”,甚至要动用核武器“先发制人”。
“主和派”柯西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期间曾打电话给我方,希望接通毛主席或者周总理,但在全国激愤的情况下,他的电话刚打通,接线员就对他说道:“你是个大叛徒,是个大坏蛋,是个赫鲁晓夫分子。没有资格同毛主席讲话。”柯西金于是又联系了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处。
和“主战派”不同的是,柯西金强调高层接触,缓和关系。但苏联军方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说只有先发制人,才能逼中国人坐到谈判桌前。
在军方的坚持下,8月13日,苏军在新疆铁列提克地区——这里距离苏军的补给线很短,而我方则交通不便——埋伏了我军的一支巡逻队。
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领事馆代表向美方打探: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采取何种态度。他们又秘密通知盟国,暗示自己可能会先发制人。苏联《真理报》也开始制造舆论:
“在当先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最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战争爆发,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林彪为何计划毁掉密云水库?李根清澄清真相:一号号令是个误会
在当时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双方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引爆这个高热的火药桶。
苏联会不会打来呢?当时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为代表,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另一种是以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为代表,认为苏联发起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很高。
无论哪种可能性更高,危险都是应该规避的,中央都必须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8月27日,得知苏联正在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的消息后,中央迅速作出了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深挖洞、广积粮”等决定。西北、东北、华北的部队随即进入备战状态。
就在这个战云密布之际,苏联总理柯西金向中方传达了一条“友好信息”:10月,他在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期间,请人征询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提出希望会回国途中经过北京,与中方举行会谈。
柯西金是真的代表苏联呢,还是“兵不厌诈”,想迷惑我们然后趁我不备发起闪击?中央对此做了两手准备,一手是安排周总理在北京机场和柯西金会谈,另一手则是提高警惕,应对一切突发情况。
在11日的会谈中,两位总理谈得较为融洽,双方在互派大使、扩大贸易、通车通航等方面达成了一致。但是柯西金回国后,苏共内部对会谈的结果并不统一,他们通知中方说,苏方已经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和中方就此换文了。
苏方的迷惑行为让人不解,也让毛主席疑心重重,在9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中,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认为,苏联这是有意释放烟雾弹,未来会不会采取过激举动难以预料。一则广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是:41年12月,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前,曾特意派了日本特使去美国迷惑罗斯福。如今的苏联政令不一,众口纷杂,即使柯西金是真诚的,他也代表不了所有的苏联人。
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9月25日,中央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及各兵种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集体研究了该如何落实备战的问题。在会议结束时,林彪专门作了讲话,他强调:“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会议结束后,林彪马不停提地来到了北京西郊机场检查工作,他发现地面上飞机摆放过密,一旦遭遇袭击后果严重。此时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国庆节将临,为了预防苏军趁机突然袭击,他下令疏散了北京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设置障碍,并给值班人员配发了武器,以打击可能到来的空降的敌机。
应该说,这些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一年前,苏联正是趁着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劳动人民胜利”二十周年之际,对捷克斯洛伐克发起了袭击。
林彪在此期间还计划提前毁掉密云水库,以防止苏联轰炸水库造成溃坝,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计划送到周总理那里后,周总理立刻派人去密云水库实地调查,并得出结论,水库里只有“半盆水”,“对北京影响不大”,毁掉密云水库的方案于是被弃用。
据曾给林彪当过两年内勤工作人员的李根清回忆,当时林彪一连数天都在看总参作战部专门为他绘制的,卷起来有碗口粗,扛起来有20多斤重“三北”地图。
林彪不仅对图中重要城镇名称张口叫得出来,而且对山脉、隘口、河流、平原、草场、沙地、铁路、公路等也不陌生,连京西阳原、京东迁安这样的小地方都能随口说出。
李根清感叹:“如果我平时不是一个地图迷,曾几次研读过三北地图,真不知道会怎样尴尬。林彪研读地图的方法和细心、耐心都是我不曾想到的。”
林彪在看地图时常有想法冒出,比如:在敌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必经的山口地区,可采取炸山抛石、挖壕、凿洞等办法,构筑工事,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多个层次,多种火力,立体设防,以阻敌滞敌,为大量歼敌和加强纵深防御赢取时间。
由于担心苏联使用导弹、核武器,毛主席指示:中央领导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下来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分散到外地。
不久后周总理和汪东兴向主席提交了疏散方案:林彪去苏州,陶铸去合肥,刘少奇去开封,朱德、李富春去从化,邓小平、陈云去南昌,董必武去广州,叶剑英去长沙,刘伯承去汉口,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长辛店……
毛主席指示大家在10月20日前全部撤离北京,分散到全国各地,以备突发情况。
林彪10月16日到达苏州后不久,在未向毛主席请示的情况下,给西山指挥所下达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全军于是进入紧急备战状态,这种私自命令军队的行为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
李根清后来对此解释道:按程序,林彪的命令是应该先报毛泽东批准后再发布实施。但由于距苏联代表团抵京只有十几个小时了,时间紧迫。
1980年“两案”审理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并没有把林彪发布“紧急指示”定为罪行。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李根清的观点:当时林彪分管军事工作,在国家面临外敌可能突然入侵的危机时刻,采取防范措施,属于职责所系、粗心犯错。
